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闪婚闪离多地频发:相亲到领证多在三天内完成,男方最高支出四五十万
中华宽带网 2024-10-31 10:40:10 字号:- +

▲17万8千元的彩礼转账记录

  今年10月27日,张女士和儿子在贵阳一家民宿已经住了五天。这是两人第十次到贵阳。为了挽回“闪婚”后损失的20多万元中介费和彩礼钱,将近一年的时间里,母子二人不停地往返于江苏和贵州。

  同一天,24岁的南昌姑娘小曾买好了去贵阳的高铁票。今年7月初,小曾哥哥通过贵州当地婚姻中介带回一名女孩。8月25日,女孩自行离开。9月13日,当地警方通知小曾,女孩涉嫌诈骗被刑事立案,“警方说她骗了好几家。”

  “12万的中介费退了,15万的彩礼,一分钱没有拿回来。”小曾和70岁的父亲决定,“要不回钱就不回家。”

  10月11日,红星新闻独家报道了湖北崇阳一名31岁男子跨省闪婚后,因不堪忍受人财两失服农药自杀,引发全网关注。(此前报道>> 在场丨31岁新郎,死于“跨省闪婚”五天后)红星新闻记者随后走访发现,去年9月开始,崇阳另有四个家庭,在当地同一家婚恋公司的介绍和带领下,先后前往贵州跨省“闪婚”,无一例外,女方均在半年内“离开”。

  记者调查发现,实际在全国多个省份均有跨省“闪婚”出现,而当中牵线搭桥的中介大多有和贵州婚介合作的影子。

  记者进入了两个共300多人的微信群,里面都是“闪婚”失败后想要挽回损失的当事人和家属。曾经,他们带着全部的积蓄,在当地婚介或“熟人”带领下,试图前往贵州寻找自己的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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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半年内“闪婚”三次,“都走掉了”56岁的张女士和儿子在贵阳住的是最便宜的“民宿”,只要五十多块钱一天。即便如此,钱没要回来,来回路费和吃住已经又额外花了五万多元。

  张女士老家在江苏盐城农村,和儿子在无锡的一个景区里打工,儿子是保安,负责看守景区的监控,丈夫则在上海的工地上。

  张女士就一个孩子,30岁了还没结婚,“我们着急。”一个同事说可以帮着介绍,带着张女士去了她老家安徽宿州,宿州的婚介所没成,但说自己的总公司在贵阳,“那里的女孩子多。”

  去年11月,儿子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贵州,一个礼拜就领了一名女子回来。没想到,“一周后就走掉了。”好在全额退了彩礼,但婚介公司不愿意退费,“说可以帮着再找。”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,婚介所承诺在一年内负责找到“闪婚”对象。

  第二个是今年快过年的时候带回来的,在盐城待了一周,对方又走掉了,女方说生活习惯不同。

  第三个带回家后,“天天要钱,哭闹不停,还砸东西。”张女士提供了女方手拿菜刀哭闹的视频。女方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,报警说张女士的儿子家暴她。

  一个多月后的3月15日,趁着张女士家人出去散步,对方“自己跑掉了”。彩礼加上买“五金”花的3万多元,现金和红包4万多元,一共20多万元。

  据介绍,三次“闪婚”对象,都曾有过婚史,前两个有过生育。第一个和第三个是贵州人,都领了证。第二个是福建人,没领证。女方年龄都不到30岁。

  因第三个“闪婚”对象彩礼一分钱不退,张女士到贵阳报警,警方在4月22日立了案,但检察院以证据不足,退回补充侦查。女方被取保候审。

  张女士又花了5000块钱在贵阳当地请了律师,只办成了离婚。而15万元中介费,只退了11万4千元。“说还要退两万块,退到现在还没退回来。”中介则透露说,女方已经在别的省又结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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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闪婚”当事人来自多个省份,有人领证后9个月女方生下孩子儿子“闪婚”失败后,张女士很快被有同样遭遇的人拉进了微信群。

  一个群有104人,另一个群有207人,大都是到贵州“闪婚”失败后想要挽回损失的。群成员有的是“闪婚”当事人,有的是家人。分别来自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陕西、浙江、福建等省,最多的是苏北和安徽的。

  在群里,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立案,“群里立上案的,只有四个。”另外则互相打听对方花了多少钱,要回了多少钱。再有,就是骂“死骗子”。

▲“骗婚维权群”里的聊天记录

▲“骗婚维权群”里的聊天记录

  7月初,小曾陪着哥哥从贵阳带着“那个女人”回到南昌的家。跟婚介所签协议时,小曾和哥哥明确说过女方不能有喝酒、抽烟、文身等习惯。回到家,发现女方胳膊和腿上有大面积文身。

  “来了第三天就开始哭,要钱,不停地要。什么活都不干,也不跟我们沟通。”楼下小卖部老板告诉小曾,女方每天都要下楼去买四十多块一包的荷花烟抽。“我们家做的饭她也不吃,自己点外卖和酒。”

  这名“闪婚”对象走掉后,中介退了钱,然后说女方“骗婚”,跟他们没关系。但这名女子的彩礼钱一分没退,她对小曾说,现在没有钱,“我去KTV上班之后再给你们。”

  同为湖北崇阳县人的王博和黄玲后来发现,他们是在当地同一个网红“红娘”的介绍下,几乎都是去年9月期间前往贵州相亲。女方都来自云南丘北,由当地同一个婚介所介绍。

  女方跑掉后,姐姐黄玲通过律师在网上查到,“那家婚介有六七个官司在打。”一家损失了15万元左右。“觉得丢人,弟弟半个月都没出过门。”

  王博的“闪婚”对象,因为没到结婚年龄,两人当时没领证。去年9月从贵州带人回来,10月开始,对方就“变脸了”,“不理我,也不让我碰她。因为到(去年)11月,她就到法定结婚年龄了,不得不跟我领证。”

  女方走掉后,20万元的彩礼,只退了13万元。中介费12万元,“拖了好几个月,两个中介一个退了1万5千,一个退了4万。”前前后后,王博家一共花了37万,“只追回了18万多。”

  “受骗”后,老人大都不愿意公开。“钱没了不说,外人知道了,小孩以后还咋说对象。”

▲跨省“闪婚”中男方与婚姻中介签的合同。红星新闻调查发现,中介收取的服务费多在10到20万元之间。

 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30多个跨省“闪婚”失败家庭的经历发现,贵州当地婚介促成的“闪婚”多在一到三天内完成。在没有交钱和签协议领证前,婚介所不允许双方过多接触,不能加联系方式,否则“后果自负”。

  “婚检”和“领证”往往是在同一天进行,其中有人“闪婚”领证9个月后,女方生了孩子。男方生疑,做亲子鉴定后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,“婚前体检竟然没有发现对方已经怀孕。”

  还有一个陕西新郎,婚礼举行后,女方以“心情不好”为由返回贵州安顺老家。没多久,接到贵州来的电话,称女方吃下一整瓶治疗重度抑郁的药物,住进了ICU。“现在告婚介告不了,女方重病期间,也没有办法离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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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内向的相亲者,着急的父母“我哥性格有点内向。”第一次去贵州,是小曾陪着大她四岁的哥哥去的。

  哥哥28岁,专科毕业。妹妹小曾只读完了小学,13岁就外出打工。“父母重男轻女,没办法。”家里准备的30多万元中,有12万元是小曾男朋友给的彩礼。

  “闪婚”是70岁爸爸的主意,老家镇上的一个媒人说服了他。去之前,爸爸说,不管怎样,必须要带一个回来。“到了贵州,婚介只让哥哥和女方见了一面,“说了几句话,就不让继续聊了。”

  女孩子提供的婚检报告是前几天的。“问完女方要多少彩礼,就让我们交中介费签合同。”小曾说,条款都是对中介有利的,后面发生什么纠纷跟中介没关系。

  “25岁,家人就开始催婚,每年都介绍,其中还有离婚的。一直没成。”初中毕业后,王博就在浙江打工,去年30岁的王博回到湖北,婚事再次被提上日程。

  2018年,王博在县城花了35万元买了房,房贷已经全部还清,还花了14万元买了一部车。在湖北当地的制衣厂,王博可以拿到9000元的月薪,不过要每天上12个小时的班,“没时间找对象。”

▲记者获取的一份女方写给红娘的服务费承诺书

  红星新闻记者接触到的选择跨省“闪婚”的家庭,男方年龄大多在28岁-30岁左右,多来自农村,学历多为高中以下,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。因为职业和性格原因,他们往往人际圈子较小,不善与异性交往。在打工地婚恋的几率小,而在老家当地,适婚女性少且多选择外嫁。

 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父母的催逼,婚介公司“一劳永逸”的宣传,这些婚姻市场上的“弱势群体”,主动或被动地卷进了跨省“闪婚”的队伍。也因此,对于女方“基本没什么要求”。

  女方是否有过婚史,是否有孩子,都可以让步,更谈不上对女方经济和家庭条件的要求。有一些“闪婚”,甚至连女方父母都没有见过。也正因此,在“闪婚”后,只要女方不主动“出走”,男方和家人都会尽最大努力满足对方的钱、物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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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纠纷集中出现,有律所不到半年接15起委托“他们一家三口找到我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十点了。”穆河丽还记得今年4月17日那天的情形,“老夫妻带着儿子,看上去很无助。”

  穆河丽是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。找到穆律师之前,鲍女士已经就儿子的“闪婚”经历报了案,“警方认为不构成刑事案件。没有立案。”

  这是穆河丽代理的第一起“闪婚”纠纷委托。此后不到半年时间,穆河丽又先后接受了五名“闪婚”当事人的委托,另有五名当事人前来做过咨询。同期,穆河丽所在的律所一共接受了15起“闪婚”当事人的委托。

  穆河丽是贵州当地人,此前,她对跨省“闪婚”的现象已有所了解,“只是前两年没有这么多集体性的闪婚引起的纠纷。”同时,她也留意到,贵州当地也在加大力度打击婚介的违法行为,“在贵阳,有很多案件是以婚骗进行了刑事立案侦查的,涉及的人也很多。”

▲一份警方立案告知书。花32万跨省“闪婚”不到两个月,女方提出离婚,男方报警。

  “都是贵阳的婚介公司。过程都差不多,通过抖音和身边的熟人介绍过来的。”穆河丽统计过,这几起“闪婚”,中介费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,彩礼在12万到20万元之间,“男方平均支出30万左右,最多的有四五十万。”

  在她看来,参加跨省“闪婚”的男性多是因为性格原因,“大部分是家长在说话。”一般父母比较能干,经济条件小康以上,多为乡镇人口,能够支付三十到五十万的费用。

  而同意“闪婚”远嫁的女性当中,穆河丽注意到,女方多为有过婚姻史的女性,没有稳定工作,文化程度不高。熟悉当地婚介市场的一位人士观察到,有一部分女性是因为各种原因背负债务,急于缓解财务压力而选择闪婚。

  在穆河丽看来,婚介和“闪婚”双方签的合同,多数条款对当事人是不利的,“违约责任大部分都归结在男方,出了问题,几乎与(婚介)公司无关。”穆河丽说,婚介公司抓住了大部分男方父母的心理,“如果不承诺结婚,父母是不可能同意交这么高的服务费。”而目前对于婚介服务费的标准,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,“他们签的协议都特别注明是自愿给服务费。”

  湖北,肖岭乡36公里外的崇阳县城,闪婚后自杀的31岁新郎小飞生前的婚房现在已停下了装修,从新房所在的小区往西,步行一刻钟,走过两条大道,就会发现一个硕大的婚恋公司的招牌,这家注册于今年3月的婚恋公司,属当地一个女网红所有。

  10月6日,红星新闻记者以帮家人找对象的名义在微信上加了该网红,其微信名后加着“贵州闪婚全国各地招代理”的后缀。得知记者的“来意”后,对方回答说:“我只做跨省的。”

  (红星新闻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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